许结:论唐代赋学的历史形态

  • 时间:
  • 浏览:1

   任何一代文学都脱离不了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,唐代恢宏的史绩、壮丽的文化,其实决定了文艺的空前繁荣。苏轼《书吴道子画后》即云:“诗至于杜子美,文至于韩退之,书至于颜鲁公,画至于吴道子,古今之变,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出此类似心理,清人王芑孙《读赋卮言·审体》论唐赋创作:“诗莫盛于唐,赋亦莫盛于唐。总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周、陈、隋八朝之众轨,启宋、元、明三代之支流,踵武姬汉,蔚然翔跃,百体争开,曷其盈矣。”然而,任何两种文体又脱离不了特定的创作样式以及自身的历史演进轨道,故由此层厚,明、清赋论家又大倡“唐无赋”说〔1〕,遂成一悬而难决之公案。

   本文无意陷此两难之境,仅拟绾合唐赋创作与理论,勾画出其既渊承赋史、又印合时代的历史型态〔2〕。

     一

   唐代赋学继楚、汉过后,总八代之成,故于创作内涵形式,皆呈多元态势;然论其赋学思想之构成,又具有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。关于唐世文章,宋臣修《新唐书》于《文艺传序》持“三变”〔3〕之说, 颇得要领。而唐赋创作与理论虽介乎诗文之间,但观其自身发展,也经历了一个 主要阶段。

   (一)初唐赋学:于俪语中见古拙之气、藻采中生壮浪之情。

   初唐赋承六朝余韵,以骈体为主,然继其俪语藻采而变其纤靡柔弱,正体现了唐初君臣赋学观之双重内涵:一则直承杨隋改革文风思想,由对六朝“连篇累牍,不出月露之形;积案盈箱,唯是风云之状”(李谔《上隋高祖革文华书》)的清算,到对辞赋文学浮华的反思。如唐太宗曾对房玄龄云:“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《甘泉》《羽猎》,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,班固《两都》等赋,此皆文体浮华,无益劝诫,何假书之史策”?(《贞观政要·文史》)即为明证。一则又接受隋代“高祖少文,炀帝多忌”(《隋书·经籍志》)教训,改变文化偏至政策,既重文艺“经邦纬俗”之用,又好诗赋娱乐之意〔4〕,

   这也决定了唐初赋学的繁荣。若探究初唐变魏晋以降之赋风的历史动因,又有三者:

   1、帝国强盛,复兴颂德赞美之赋风。

   与南朝相左,唐初宫廷文人、馆阁词臣已非处偏安小阈,这些 这些 面视“前王不辞之土,悉清衣冠;前史不载之乡,并为州县”(《唐大诏令集》卷十一“太宗遗诏”)的辽阔疆土和一统气象,这些 这些 赋家在传承六朝骈体小篇时,又每每阐发大汉时代“颂上德而尽忠孝”(班固语)的思想。虞世南《狮子赋》的“大唐武功”、魏征《道观内柏树赋》的“四时一心”、谢偃《影赋》的“波清风止”、颜师古《幽兰赋》的“明月澄天”、王绩《游北山赋》的“丘壑新趣”〔5〕, 无不以清景写壮思,表现出初唐“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与民族活跃的精力为比例”(丹纳《艺术哲学》)的文艺规律。

   2、寒士崛起,振发慷慨任气之赋情。

   唐初以“均田”制、“科举”制打破魏晋世族门阀制度,寒士从政,既为什么我会灌注了生命活力,也为文学繁荣起了推动作用。以初唐“四杰”为代表的寒士赋,正典型地显示出以六朝赋体写当世赋情的创作型态〔6〕。而观其赋作,不外乎两种情绪:一是报国之壮志; 如骆宾王诗体赋《荡子从军》,仿效前人类似题材(如庾信《荡子赋》),却变其“闺怨”而为一篇征战疆场、建功立业的慷慨文字。清人陈熙晋评谓“借子山之赋体,摅定远之壮怀”(《骆临海集笺注》),堪称破的。二是不遇之悲心;如骆宾王《萤虫》、王勃《涧底寒松》、杨炯《幽兰》、卢照邻《悲穷通》,皆结合其凄惨身世,发抒懊悔不平之悲心。时人李峤作《楚望赋》,序称:“夫情以物感,而心由目畅,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,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,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,柱史诠妙于登台,不其然欤!”都需用说,正是“四杰”等赋家走出宫廷,将笔墨泼向江山寒漠,方由纤弱变广大,成为齐梁向盛唐赋学的转扭。

   3、三教会同,拓开广博宽容之赋理。

   浦铣《复小斋赋话》云:“唐人赋好为玄言,宋元赋好着议论,明人赋专尚模范《文选》,此其异也。”从表象看,唐人赋因承魏晋学术,好为玄言,而从赋学内涵来看,魏晋人好以微物体察天道,故赋风琐屑,唐人崇尚壮思,博通天地,故赋意宏整,气象开阔。而唐赋所谓“玄言”,实包括“科学赋”(如杨炯《浑天赋》等)和“哲学赋”两方面。仅就“哲学赋”而论,如刘允济《天行健赋》取儒家《易传》之意,谢偃《尘赋》取《老子》“和光同尘”之趣,高迈《鲲化为鹏赋》取《庄子》逍遥之境,张说《虚室赋》近释氏脱悟之心,均与唐代初叶即施行“尊道”“礼佛”“崇儒”之文化政策应合,展示出“隐显之情奚尔,造化之理何穷”(阎朝隐《晴虹赋》)的恢阔的心胸。

   (二)盛世赋学:广征博采、经世致用的夫妻感情世界。

   唐代赋学自开元至大历间最为隆盛,帝王、宰臣、高士、文人,众体创作,百态纷呈,然赋心挥拓,又在致用。李白《大猎赋序》认为:“白以为赋者,古诗之流,辞欲壮丽,义归博远。不然,何以光赞盛美,感天动神。”这些 这些 他以诗人纵放之情,嘲笑相如、扬雄“竞夸辞赋”、“穷壮极丽”,乃“龌龊之甚”,以阐发大唐“四海为家”、赋家“大道匡君”之意。杜甫《进鵰赋表》亦以“鵰”为喻,“引以为类,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”,同样表现出厚重的匡世之心。唐赋创作的兴盛,固与科举制及进士科诗赋取士关系密切(详后),但从盛世赋协会神的拓展来看,又可落实于当时文人赋创作的诸方面:

   1、宫殿赋之复兴。宫殿、校猎、典礼类大赋,汉世极盛, 魏晋偶或为继,均因国势颓而壮气衰,这些 这些 盛唐突然跳出的如李白、任华《明堂》、李华《含元殿》、杜甫“三大礼”等赋,皆越《三都》而逼两汉。〔7〕从赋史的意义来看,此类宫殿大赋的复兴,要在改变汉、

   晋小赋“俳优”“雕虫”地位,故当时文人写文作赋,于“魏晋以来,未尝留意”(萧颖士《赠韦司业书》)。而反观李华《含元殿赋》“身居元眇,心与万姓同畎亩之劳”的议论,梁合《晴望长春宫赋》“视河外之离宫,信寰中之特美”的赞词,以及杜甫《朝献太清宫赋》“九天之云下垂,四海之水皆立;凤凰威迟而不去,鲸鱼屈矫以相吸”的气势,无不于颂唐国美中寓致用之意。

   2、咏物赋之奇纵。 盛唐咏物赋一变魏晋六朝咏物诗赋“言务纤密,象其物宜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的最好的辦法 和“习小而弃大”(同前《比兴》)的风格,而以奇逸纵放为美。如动物赋创作,李白“以鹏自比”(祝尧《古赋辨体》),发意庄子,展示“五岳为之震荡,百川为之崩奔”(《大鹏赋》)的雄浑境界。杜甫《鵰》与《天狗》两赋,一咏鸷鸟,有“横杀气而独往”之慨,一颂猛兽,有“卷毛血之崩奔”之势,自由横放,脾睨一切。诗人高适作猛禽赋两篇(《苍鹰》《鹘》),如写苍鹰晨出之状:“排空汉,飞绝岛,奋之鼓之,载击载讨,凌紫气而蔽日,下平皋而覆草”,于纵横气势中,又透露出当世赋家通过描写猛兽雄禽以表达对謇谔直臣、剑客侠士的推赞。

   3、边塞赋之壮势。 以“边塞”为主题的唐赋自骆宾王《荡子从军》肇端,至玄宗开边拓疆、武功强盛之际而蔚然成风。然论其创作思想,一如边塞诗,如李白写边关险峻,即有《蜀道难》《剑阁赋》的类似创作。在当时边塞赋作中,张嵩〔8〕、 吕令问同题《云中古城赋》叙述边陲景色、形势、历史、气象,极绚丽而悲壮。如张赋写边塞之景:“风马哀鸣,霜鸿苦声;尘昏白日,云绕丹旌;虏障万里,戍沙四平”,颇为惨烈;然其主旨又在“感时伤古今那末,报主怀思奈老何”的历史文化内蕴。不可能 边塞文学之盛,赋家又多颂扬坚兵利器,如达奚珣《丰城宝剑赋》、乔潭《裴将军舞剑赋》,一写“杀气森映”的剑光,一写“幽燕劲卒”的豪迈,充分显示了盛唐时代的尚武精神。

   4、游艺赋之风采。盛唐宫廷游艺赋的突然跳出, 标志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与都市文化的繁荣。而这些 在汉代京都大赋(如《两都》《二京》)含高关市井技艺片断描写的独立成篇,既显示了汉、唐盛世赋协会神的遥协,又表现了盛唐赋艺向专题化发展。如薛胜《拔河赋》即仿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“千人唱,万人和”的气象,描写“千人抃,万人咍,呀奔走,坌尘埃”的竞技场面,并旨归于“超拔山兮力不竭,信大国之壮观哉”的颂美思想。同去赋家如胡嘉隐的《绳技赋》〔9〕、王邕的《勤政楼花竿赋》、阎宽的《温汤御球赋》、

   敬括的《季秋朝宴观内人马伎赋》、佚名《舞马赋》等,兼括各种技艺,写出华庭纵赏、万人观仰的盛况。

   (三)中唐贞元以降赋学:“古文运动”催变中文人写志赋与应举考试赋的对抗、交互及流衍。

   唐室至贞元、元和时期,因宦竖、党争、藩镇诸多政治矛盾,使社会疲惫,遘衰难挽,故而韩、柳之倡“古文”,元、白之倡“新乐府”,开启了一场以改革诗文创作为标志的政治文化革新运动。这场文化运动对文学“明道”“匡时”的要求,同样使赋学兴起一股黜浮求实、经世致用思潮,然在其催激过程中,却使这些 时期的赋学成为唐代最为复杂的阶段。概言之,一方面韩、柳等倡导古文,以打破应制律赋之束缚而强调文为世用,被委托人面,元、白等倡扬律赋,并以之为载体表现文为世用的思想,从而形成中唐应试律赋的空前繁荣局面。仅就韩、柳“古文运动”对唐赋的促变而言,有三大显征:

   一是抒心言志赋的涌现。类似于出自古文家笔下的赋章,与大伙儿在理论上对六朝骈赋、唐代律赋注重形式、内涵空疏的反思与排拒甚为一致。韩愈早年应试作律体《明水赋》,时谓“龙虎榜”,愈赋居第一,然犹悔之〔10〕;后作《复志赋》,排斥早岁“奔竞”,以坚明道之业。而同去梁肃《述初》、李翱《幽怀》、柳宗元《惩咎》、刘禹锡《砥石》诸赋,皆自抒心志,阐发义理,成一时审美风尚。

   二是骚怨精神的宏扬。就创作而言,中唐古文家宏扬骚怨精神,与其生存环境相关;然从赋学之建构来看,又无疑内涵了赋家惩于当世俗下文字渊承汉晋摛藻绮靡之风,而上复古骚之情的历史意识。韩愈的《闵己》、李翱《释怀》、刘禹锡《伤往》皆为仿骚典型。而柳宗元于贬永州时“为骚文十数篇”(《旧唐书》本传),其中《解祟》《惩咎》《谅生》《梦归》《囚山》五赋,最得骚英语学霸髓,以致唐过后文论家言骚学传统,无不奉柳赋为巨擘〔11〕。

   三是向新文赋的衍替。因赋学内涵之变,形式也突然跳出反骈、律以至“磔裂章句,隳废声韵”的散文化风气。韩愈《进学解》《送穷文》等多量类文赋创作、杨敬之《华山赋》散文化描写、刘禹锡《秋声赋》骚散结合对欧阳修同题文赋的影响,杜牧《阿房宫赋》半骈半散为苏轼所激赏,不仅兆示中唐赋风之变,过后 成为北宋新文赋创作的逻辑起点。

   被委托人面,“古文运动”并未冲垮唐代律赋创作系统,相反,应制律赋于时最盛。赵璘《因话录》卷三载:“李相国程、王仆射起、白少傅居易兄弟、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,言程式者,宗此五人。”此可见当时争鹜律赋风习。究其意味着着,主要有两点:一是律赋作手亦多文学革新中人,古文家、赋家共有文为世用思想;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古文、律赋的并行不悖〔12〕。正因那末,晚唐赋学沿此两条路向流衍:一是文人(骚、散)赋在元和“中兴”落幕后转向讽刺、揭露之小品赋(如李商隐、陆龟蒙、罗隐诸家),一是应制律赋在部分部分应制(考试)、呈现怀古感伤情氛中风靡不绝,成为创作主潮(如王棨、黄滔、谢观诸家)〔13〕。

   二

在唐代赋学整体型态中,确有不协调什么的问题,即创作千家竞秀、百体争开(骚、散、诗、骈、文、律、俗诸体兼备),而理论则远不及前朝(如挚虞、陆机、刘勰、萧统、萧绎诸家赋论)丰沛 ,仅表现于围绕律赋创作的思想论争。过后 ,也正是由唐人开启的古律之辨与赋体之争,改变了汉、晋赋论限于“丽则”与“丽淫”、“体物”与“讽谏”的思想分歧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学术 > 语言学和文学 >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60 214.html 文章来源:《南京大学得报:哲学•人文•社科版》1996年01期